12月6日，淄博市保险行业协会党支部在党员活动日中，支部书记索利芹组织全体人员学习《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指导思想》。 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总结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启示，能够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国际国内的实践证明，推进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指导思想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不能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历史告诉我们，创业难，守成更难。一个政党执政后，如果偏离正确的指导思想，执政地位就不会稳固，甚至会亡党亡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变色，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改革开放，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开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鲜明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径、改革主体、改革动力作出系统阐述，形成了引领未来的改革方略，为我国改革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更完备的制度体系、思想资源、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勇于担当的结果，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新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就是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指导新实践。这是新思想与新时代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进程，二者相生相成、共进同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创立并不断发展的，也正是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体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坚持系统思维，强调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片面理解。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顾此失彼、断章取义。又如，既讲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讲如何做大“蛋糕”，又讲如何分好“蛋糕”。这些都是饱含实践养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学思想理论。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灵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迫切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攻坚克难，迫切需要源于实践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的，正在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破解改革发展难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聚焦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规划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思想的实践价值是作用于现实的，更是影响长远的，必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发展而更加充分地彰显出来。
用新思想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实践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当前，尤为重要的是把准改革方向、抓好改革落实。
牢牢坚守“三个不能变”。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三个不能变”，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只有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只有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才能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有计划有秩序推进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关键在于抓好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8—2022年)》对158项改革举措进行梳理，列明牵头单位、改革起止时间、改革目标路径、成果形式等要素，形成了未来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图”。我们必须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保持工作力度和连续性，有计划有秩序推进落实。强化改革责任，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改革督查，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改革任务不落空。聆听基层声音，增强问题意识，奔着问题去、找准问题干、对着问题改，使各项改革有序有效推进。
会议还学习了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严于“金箍”》。
在陕北落脚之后，中国共产党大量发展党员，力图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渗透进党的组织里。如何处理好党的发展与组织纯洁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会议首次明确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 “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强调：“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1940年3月19日，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讲道：“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此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创建敌后根据地，成为中华民族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尤其凸显。为此，陈云指出：“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不可避免。如果党是一支战斗的党，依靠的唯一的武器就是纪律。”
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每个成员遵守纪律的要求。毛泽东幽默而又严肃地说：“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陈云总结了破坏纪律之人的几种借口：一是以上级政治上正确与否作为守纪律的条件，二是以对方能力大小作为守纪律的条件，三是以地位高下作为守纪律的条件，四是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有了这些借口或所谓的根据，党员不守纪律，党的决议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党的纪律既然是一种约束，那么违反纪律就必然要受到组织处分。曾经在一段时期里，因为日本侵略者一次次的重点扫荡，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个别党员不愿意到敌后去。中组部在延安挑选了10多名来自东北的同志，准备派他们回到家乡去开展工作，其中7人以种种理由推托不去，最后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其中1人给以严重警告的处分。为此，陈云专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组织部门的决定一旦形成，绝不能讨价还价，而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
延安时期，遵守纪律既是对党员的强制要求，更体现了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高度自觉。毛泽东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陈云也指出：“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从中央领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纪理念——每个党员都应自觉遵循党的纪律。这种自觉正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可见，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
党员的一言一行，是检验每一个共产党人是否遵守党的纪律的最直接的切入点。因此，遵守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更要落实到每一名共产党员平时的言行中。1939年5月，陈云强调：“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
纪律面前特权无所遁形，纪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纪律观念的真实写照。当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做了“大官”而请求介绍工作时，毛泽东回复：“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与此类似的是，陈云有一次在进延安城北门时被岗哨挡住，在认真系上了风纪扣后，哨兵才让陈云进去。这个风纪扣就是纪律扣，系上的是纪律的一视同仁。
1941年2月，王明致信陈云，要求中国女子大学学生归中央组织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去的比例降低为25%。陈云在复信中指出，这是“中组部依照最近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陈云的“一视同仁”就是党的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纪、不能搞特殊化的表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经发现，均按规定给予处分。当时严肃处理了两起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刘振球案件和黄克功案件。两人都参加过长征、战功赫赫。刘振球犯了严重官僚主义、侵吞公款等错误，“经常拿公款购买私人奢侈品，几个月中，此类费用在300元左右，又将公款240元私吞”。黄克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因逼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对党和军队造成了很坏影响。对刘振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为着巩固党，严格党的纪律，特开除刘振球的党籍，交法庭处理。”而黄克功，则被交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党规一经制定，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延安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争取民力而壮大队伍，这就需要极大地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树立新形象，凝聚新力量。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抗战形势的风云突变、国民党溶共政策的渗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成员面临严峻考验。
对此，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要防止“国民党用升官发财、 酒色佳肴、沉溺享乐引诱共产党干部”。当边区干部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后，有些党员“脑子里装满了法币”，以权谋私现象开始出现，严重破坏党的纪律，毛泽东及时告诫：“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他还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重申了党的纪律。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提出“测量党员党性”的五个主要标志，其中第四个就是“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当时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也成为纪律教育运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不仅是倡导者、组织者，还是直接参加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红色经典油画《杨家岭的早晨》、杨家岭革命旧址“毛泽东种过的菜地”、周恩来与任弼时纺纱比赛等“红色政治记忆”生动诠释了一个道理——延安时期，在党的纪律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
干部越大，越讲纪律，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统一组织的朴素真理。1943年，边区政府发布“厉行节约”五条规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身体力行，公开自己包括戒绝外来纸烟、生活用品自给的计划。转战陕北时，任弼时发现儿子任远远接受了村干部送的“小老鼠”玩具，随即严肃地让他归还。在遵守纪律方面，上行自然下效，由此产生了张思德在一次买猪过程中，因错赶了群众一头猪而顶着烈日折回十几里地将猪送还的故事。
反过来，凡是违反组织纪律、践踏党的纪律者，不论其资历深浅、职位高低，党组织决不姑息手软，必定严惩不贷。赵文源曾是八路军合作社副主任，对婚姻问题没有正确态度，结婚时不报告党组织，婚后恶待新妇;雇工人打窑洞时扣工人工资，结婚私用公款420元。党组织在谈话教育无效后对其进行处分，他趁反扫荡之际逃跑。1943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支委员会发出《关于开除赵文源党籍的决定》。再如肖玉璧，他利用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之便利，贪污受贿，与他人合伙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贪污公款3050块大洋。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其死刑。延安时期的纪律工作正是从领导干部做起，从小事抓起，树立典型，形成震慑，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会议最后，支部书记索利芹通报了《山东省泰安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谭业刚被“双开”》的警示案例。 本次学习要求全体人员做好学习笔记并写好心得， 通过此次学习，特别是对《延安时期党的纪律严于“金箍”》学习和谭业案例的警示，全体人员深刻认识到，纪律严明，则党治国兴;纪律废弛，则党乱国衰。延安时期的纪律工作，使得理论实践相结合，党规党纪共完善，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增强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回首延安时期的纪律建设，学习这些好做法，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