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百日读】
★“一月革命”风暴。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公安六条》。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月逆流”。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三支两军。3月19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多万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六七暴动。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和香港五月风暴，当时参与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于1967年5月6日发动，同年10月份基本结束，是一场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香港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在事件中，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候命，多次与左派对峙，作出驱散、镇压和拘捕行动。暴动期间，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员殉职在内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事件涉及1167个炸弹。死亡人数仅次于1956年双十暴动。六七暴动可算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间接促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议案，将革命委员会改组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撤消。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坦赞铁路修建协定〗
★9月5日，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76年7月，坦赞铁路建成通车，全长1860公里。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学习强国、中国网、人民网等)
